大部分国家玻璃基板将严重缺货

在国会立法程序中，总统虽然不在积极意义上分享国会的立法权，但是享有否决权，从而享有消极意义上的立法权。

法官、检察官等在从事审判、检察等业务活动时，经常也研究案例、法律理论等等。其他州高等法院，也有联合起来编纂的判例集。

相反，公开化原则也旨在促进法学研究。其中收录的每个判例，均在案情介绍之前，对判决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归纳，称判决主旨。在这些数据库中，尽管可查到相当多乃至大部分判例，但仍不可以说是百分之百完整的。判例公开化原则和限制 司法信息公开是法治原则的体现。以北威州为例，该州有杜塞尔多夫、哈姆和科隆等三个高等法院（相当于我国的高级法院），其下还有各州法院和地方法院（相当于我国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

在德国，所有的有效裁判文书，原则上均应全面地加以公布。未立案的和直接驳回的除外。甚至，《立法法》通过扩大规章制定主体范围[3]等方式反而进一步推动了行政立法的扩张。

根据宪法第85条，国务院有三个身份：中央人民政府、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以及最高国家行政机关。需要注意的是，职权说还有一个版本，即主张行政立法主体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只能够制定执行性立法，不得制定创制性立法。[26] 代表性观点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72页。在这种意义上，对事实要件部分的不确定法律概念进行解释、在设定法律后果时行使自由裁量，是行政执法权的内在组成部分。

这一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行政机关身上。[10] 刘春华对这三种观点的批判性吸收基础之上形成的自己的看法。

然而，如果如此宽泛地理解授权，那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也是宪法授予的，其立法也构成授权立法。[14] 乔晓阳：《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导读与释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94、95页。[24] 相同观点见叶海波，秦前红：《法律保留功能的时代变迁——兼论中国法律保留制度的功能》，载《法学评论》2008年第4期，第7页。不同行政机关往往对同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作出不同的解释，以不同方式行使自由裁量，从而影响法制统一。

在地方层面，既然国务院有权批准省级以下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建置，这说明国务院在地方层面也享有高度行政组织权，可以在地方各级设立行政机关。在事实要件部分，立法者往往采用不确定法律概念，即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上无法准确划定其外延的概念。在有关事实要件成立的情况下，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李林：《关于立法权限划分的理论与实践》，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5期，第71页。

首先，国务院的立法权并不构成对国家立法权的挑战。总而言之，对行政机关所执行法律的事实要件部分作出解释、对如何行使自由裁量作出决断，是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一个组成环节，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就包含了对法律进行具体化的职权。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93条国务院根据本法制定实施细则的规定，国务院制定了《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与此不同，授权说主张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需要法律授权。

在实践中，国务院行使这一权力，设立了省以下税务局的稽查局等行政机关。与此相应，以集权为根本特征的君主专制就过渡到了开明专制，国王仍然是政府的首脑，但政府不再拥有全部国家权力，而只国家权力中除去立法权和司法权以外的部分，即行政权。八二宪法并没有规定只有全国人大才有权制定法律，而是在第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从而将全国人大常委会也规定为行使国家立法权的主体。为了避免这种不利的法律后果，理性的做法是不从事违法行为，从而使得有关事实要件不成立，不触发相应的法律责任。相比之下，授权说完全否定国务院在未经授权时可以进行行政立法，依据说则完全否认国务院有权制定创制性立法，失之偏颇。本文认为，对授权的概念赋予如此广泛的定义并没有实际意义，最终陷入职权立法概念之争，并不利于澄清国务院究竟是否有权在未经立法者授权的情况下制定行政法规。

宪法第110条第2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由于立法者因资源所限，不可能对所有涉及国家发展方向的问题作出决断，政府也必然要面向未来就很多问题作出决定。

根据授权说[8]，国务院根据宪法或者法律的授权制定行政法规，即国务院得到立法者授权之后才能够制定执行性立法和创制性立法。例如，国务院根据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所赋予的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的职权，制定了许多相应的行政法规。

那么，在现代国家，国家的领导尤其来实施呢？对国家的领导，就是面向未来在国家的内政外交等各个领域作出决断，选择国家发展和前进的方向。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

全国人大于2000年制定、2015年修改《立法法》，都没有正面明确这个问题。然而，门中敬并没有对此展开论述。（一）对否定观点的辨析 一些学者主张，国务院未经授权不得制定创制性立法的主张。国务院是否有权在执行性立法中作出此类规定，在实体上取决于国务院是否享有相应的组织权限。

立法者有时候在法律中直接规定国务院制定执行性立法，是因为立法者认为国务院应当进行相应立法，因此直接在法律条文中作出义务性规定，以免国务院基于自由裁量怠于立法。对个别部、委员会或者个别行政机关的工作进行领导时，通过明确的命令、指示等方式作出具体行为无疑更有针对性。

归根到底，比较法上的考察，参考意义有限。然而，国务院的创制性立法只能对国务院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并且不属于法律保留范围的事项进行规范，重大事项仍然只能通过法律予以规范，因此，国务院立法权并不与国家立法权分庭抗礼。

然而，这种看法并不全面。[28] 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翟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3页。

也有学者同时认可根据的这五种含义，认为在不同情况下，具体含义不同。[21] 陈斯喜：《论我国立法权限的划分》，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第17页。另外一方面，还赋予了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权限。见门中敬：《国务院在行政与立法关系中的只能定位——以行政保留为理论分析的视角》，载《湖北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第156页。

[19] 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页。三、国务院制定创制性立法的权限 在行政立法实务中，国务院不仅制定执行性立法，也制定创制性立法。

[26] 相比之下，国务院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和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身份较少受到关注。[13] 刘春华介绍有了这种观点，但没有说明具体出处。

摘要:  国务院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职权立法权?学界就宪法第89条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的表述, 提出了依据说、授权说和职权说等三种代表性观点, 相关理论和实务争议陷入了僵持状态。根据该项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该项规定构成了国务院授权立法的宪法依据。